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休教师，离开我们已整整十个年头了，回想起父亲的一生，真可谓是命运多舛。
我的爷爷共育有六个子女，我父亲是长子。“长兄为父”，十三岁时便被迫休学，参加田间的重体力劳动，后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二十多岁时又进入祠堂学校就读。解放后，读了几年书的父亲，算是一个文化人了，到镇上学校做了一名代课教师。
我父亲还有两个弟弟——我的大叔和小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学习都很勤奋，成绩优秀。六十年代初考入了大学。大叔考取的是军事院校，小叔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核物理系。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一时间为四周乡邻所称道。然而，在那个读大学不要学费的年代，生活费的负担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靠土里刨食的乡村人家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油、盐、酱、醋等日常开销都是靠“鸡屁股银行”换得的，哪来的钱供两个大学生在外的生活开销呢？实在没辙了，我父亲爬到自家房顶上，揭去一部分瓦卖掉了，换钱来供我两个叔叔在外读书的开学费用。结果是屋上瓦片少了，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每逢下雨天，一家人挤在家里苦不堪言，那段日子是家里最难熬的。穷得上房揭瓦，这是我家当时贫穷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父亲当时做代课教师，一个月有二十多元的收入，每个月寄给我大叔5元、小叔8元，每月口袋里剩下不到10元钱，留作一家大小的生活开支。此时我父母已经有了我三个姐姐，一家人的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父亲有时候想到我小叔在遥远寒冷的哈尔滨求学的艰难，还时而咬咬牙多寄上几元钱，因此家里一家老小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了。
大叔、小叔大学毕业后分别分配到了南京、四川宜宾工作，由于工作繁忙，路途遥远，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一次，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的重任又落到了父亲身上。我爷爷活到92岁、奶奶活到82岁，这在农村算得上是长寿的了，这定然是与我父母的厚养善待分不开的。同时他还要负担我们姐弟五个的生活与学习，可想而知，父亲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1987年7月，父亲从学校退休了。退休后的父亲退而不休，在家办起一个小小的服饰加工厂，每年也有一两万元的收入，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算是不错了，家里盖起了楼房，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也许是过早地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也许是东奔西跑的辛劳，退休没几年，原先身体健康的父亲莫名其妙地开始消瘦下来。一向健壮的父亲不相信自己得了重病，不肯到医院就诊。后来，在家人的再三劝说下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贲门癌晚期。
父亲原本是一个三教九流都交往，善于言谈乐观的人，四周乡邻都认识他。然而，生了病的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了，常常一个人发呆。谁能体会到他内心对健康生命的渴望呢？沉重的精神负担最终击垮了他。生了病的父亲如一棵大树一样轰然倒下，在丹阳人民医院住了大半年后，还是带着对生命的眷恋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记得父亲去世时，村上的人来替他穿寿衣，原先一百八十多斤的身体已经瘦得像纸片一样薄了。从床上抬起来，弯曲的身体如同一片蜷曲的树叶，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要知道，父亲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够将一只重达二百多斤的电动机用肩膀扛上三楼呢，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而如今，病魔将他永远地带走了，只留给我们一只冷冰冰的骨灰盒。
父亲，您太累了，好好休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