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秋，斯坦培克跟随俄克拉何马洲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沿途见到流浪的农民处于绝境，“不光是挨饿，是快要饿死了”，在这尖锐的问题之下，他自我批评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于是他要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们说话。
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斯坦培克在把批评的尖矛指向自己时，也刺向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剥削真相。
这个批评的声音，以其逼真的笔调，描绘了三十年代中期大沙窝美国农民的情况，正如书名一般的“愤怒”，但在愤怒之下，隐匿的是对现实的冷静批评，这批评带着他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使得以资本主义为盾牌的国家着手制度的剖析与变革。
然而，这声批评并未一帆风顺。《愤怒的葡萄》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斯坦培克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借助那颗“愤怒的葡萄”对资本主义之下下层阶级人民的挣扎生活做出了近乎斗争般悲烈的描述，对战争、经济萎缩、资本剥削作了隐喻式批评，这种批评正是当局统治集团所不堪忍受的，他们位于这场批评旋涡的中心，不得不寻找一切借口来逃避。于是，另一部小说《快乐的葡萄》便是在此背景之下针对斯坦培克而发表。
可是，这声批评并未滞止不前。上层统治者们以《快乐的葡萄》为工具，并没能“揭穿”斯坦培克的“谎言”，透过他愤怒而冷静的批评，试图掩盖的真实从层层迷雾中渐趋清晰，这声批评并不因为抵制与诬蔑而消失，相反，它得以渡过历史这条诡谲多变的河流，时至今日它仍旧清晰而冷静，时不时刺痛制度的神经。“住惯了的地方是很难离开的，想惯了的道理也很难丢掉”。斯坦培克用他的“愤怒”之批评，迫使领导者们从“想惯了的道理”中求索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革新与完善，直到现今，这声批评依然具有着警示意义。
回过头，这声批评对新时代下的中国同样是清醒而冷静的。近几年来，随着“盛世”主旋律的风靡，赞美之声已泛滥而无可遏止。知识分子在加入这场赞美“盛宴”的同时，也臆造了一种以古颂今的献媚美学，在赞美之词中，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精神”也日渐萎缩，灵魂已浸润赞美的蜜池中成为“超干瘪”状态。这赞美，还是不要罢！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愤怒地，呼唤那声批评的到来？想必也不会久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