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十八、他二十。
她身着大红的对襟夹袄坐在屋内，向窗外的他看去。身边是不知从何冒出的亲戚，你一言我一语地在她耳边说话，只望她减少一些刚出嫁所带来的紧张，却不知她的心思已不在屋内，而是飞到了窗外。
在这个花开的季节，她嫁给了他，那个护林人的孙子。近半个世纪前的婚约，将他们束在了一起。纵然男方家境衰落，所使的聘礼也不过六根桃苗而已。
她却不在意。随着中华民国所带来的新思想，她的观念也随之改变。新思想正慢慢潜入到了这个念过学堂的女孩身上，但有些东西仍然根深蒂固——如同这场婚约。
在这个表面平静而暗流涌动的时期，并着旧思想与新文化的碰撞，对于这场婚约，他们别无选择，并也不打算反抗。
这是漫长一生的一座碑。
他们会好好在一起，安心地过一辈子的，她这么想。
她二十，他二十二。
她怀孕了，三个月，刚刚好。她倚在门前，看着门外的那条路，等他回来。院内的桃树已经张开，以一种不可抵挡的姿态向上疯长。而此时，他也带回一个消息。
他被征兵了。
她作为一名上过学堂，识得字的曾经的女青年，自然可以通过报纸了解当下的局势。而的确，眼下日军已突破东北三省，国共内战停止一致对外抗日。而这种局势下，在民国政府工作的舅舅便的确是再也护不住自己的丈夫了。
她也知道，他别无选择。他的爷爷为这个国家守了一辈子的林，他们流的都是中国的血。
他站在门前，向她道歉，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在她渐小的啜泣声中，他跪了下来。
这将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所需要的时间之长，在他们看来，可能会无法想象，而一个生命于这场战争，过于渺小。
她最后说：我等你，一定要回来。然后依旧倚在门前，看着他走出门外，渐渐远去。
在当年的12月，日军攻陷南京。她随舅舅逃出，留下了那座他们生活了三年的房子。
然后她听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超过30万人。
黑暗正向她走来，她只能祈祷窗外的桃树能护她安宁。
她二十八，他三十。
孩子已经七岁。抗日战争终究是中国胜了。1945年的10月，她住回了南京的那座小院，幸而日军并没有盯上它。小院里仍还干净，她带着孩子，依旧坐在屋内，出嫁时的老位置。因为没到季节，窗前的桃树未开花，但却十分挺劲。经过了十年的磨砺，它们已经根深于这片土壤。
他回来时，她在屋内熟练地做着午饭，时间把她真正地磨成了一位母亲。他站在门外，对坐在门槛上的小孩儿说，我是你父亲。
小孩儿冲过厨房，将这事告诉她。她手一松，菜铲狠狠落入锅内，她却犹不自觉，围裙也没脱地往外跑。
然后她在客厅近门处停下，愣愣地看着门外，那一身绿色。
这是他们分开的第八年，这是他们结婚的第十年。
而后她痛哭出声，死死地抱住了他。
枯藤长出枝桠，窗前的桃树变成熟，而怀中人依然眉目依旧——
他真的回来了。
可人生都是戏剧性的。人生的确是戏剧性的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
他又要走了。而这次，更让人愤恨：第一次离开，保卫国家，恨自身不够强大。第二次离开，国家内斗，手足残杀，无论谁赢，都是中国人的死。
在那个桃花开后又残败的时节。他再一次从门前离开。
而她预感，此去一别的后果，很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了。但她不能阻挡，虽然她知道。
窗前的桃花纷飞，门外的人已渐行渐远。人在生，责在身，任与谁同归都不再可能。
她三十二，他三十四。
1949年4月30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台湾。
舅舅去台湾之前，曾认真的问过她的想法。她只是摇摇头。
窗外桃花四度开放，门外的小路上，仍只有两个人的足迹，那等待的第三个人，是她的丈夫。她说：“他一日未归，我等一日，他一世未归，我也就等一世。”坚定回绝了去台湾的邀请。
而现在，她心里清楚，她的丈夫，怕是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两派人的纷争，同胞的残杀，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庭拆得支离破碎。门外的小路再不会有他经过，而窗前的桃花还是会年复一年地开放。这是一类人的错误，可它的承担者却是普通人。门外与窗前的故事，在上个世纪的中末期，只是一抓一大把的普通家庭而已。众人的目光也曾短时间的可怜这些为他人承担后果的无辜，然后四处散开，只留得她们在原地等待。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她们应该被关注，在那些盼望着门外与窗前的日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