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有千万种甚至亿种的花，却没有一朵不是长在树上的。花儿为什么那样美丽？因为它长在树上。
树看似是坚硬、顶天立地的、遮天蔽日的，与我们所想到的与花相关的形容词，如娇弱、甜美、芬芳是对立的，是相互隔离的，但如《佛经》中“万物各异，其如一体”所言，花与树二者为相互依存的双生关系，花美丽，究其本质是它与生俱来的特性所带给人的主观感受，但若长久的维持，即离不开树的滋养了。
有句俗语并无出处，但流传极广，“时代造就英雄”。时代与英雄就如树与花的关系——钱默吟在《四世同堂》开头还只是一个自视清高大门紧闭的小老头儿，因为一个日军侵华霎时成了坚贞不屈意志坚定的抗日英雄了。我们不能否定他个人的赤诚的爱国之心，但无时代，他终究还是那个爱养花的诗人。
有如鲁迅所言，“中华民族的脊梁”——一个民族，纵使其再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可上探至五千年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出粟、麦的国家，下究到一部深刻描写西北人民真实生活的《红高粱》靠中华风俗文化得了诺奖。在面对外国暴行，国人却萎靡徘徊的困境时，依旧只能束手就擒。若把中国喻为一座宝塔，在宝塔遭受虫蚁啃噬、炮弹攻击时，是一个个脊梁又扶住了这座摇摇欲坠的塔，用自己的血肉挡住了炮弹。“脊梁”和“塔”，早已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因为塔摇，方显脊坚；因为脊坚，方止塔摇。
国家危难时有文天祥惊天地泣鬼神写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国泰民安盛世时有白居易描写农家田园生活的闲适也用浮萍这一意象，“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二人在时代、经历上皆无相似相通之处，却在几十、几百年后的今天因都化用“浮萍”这一意象在诗书上有了交集——因这几千年文化的纽带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有了根，不再漂泊无依。文化像一棵有长长枝干的树，一个个系住那些散落在历史中的孩子，让他们成为书上一朵芬芳的花留香后人，成为诗词界的明星指引后人。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树与花本即是如轮回一般“天道自然”的纽带相生关系，我们不朵刻意寻找某一朵花与某一棵树间的种种联系，只要拥抱这棵树与每一片叶子，感谢它们的给予与衬托，并不忘适时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