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一天人类培育，或者说设计出来了“电子羊”，它的外观与正常的羊没有任何差异，那么该如何区分它们？
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可以以仿生人作为类比。仿生人可能会对“朋友”具有情感，会对外界于自身的刺激作出情绪化的反馈，但不能对于陌生的仿生人共情。也即，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对它旁边一个它并不认识的仿生人进行伤害等行为，它并不能感受它的痛苦而自身感到痛苦。会对电子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方法（提出者称其为“移情测试”）是合理正确的，那么不难得到，是否能怀有共情心是区分生物意义是的生命与人工智能等电子“生命”的一大依据。但如此并未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因而这里还是有很重要的另一点，就是价值观。人的同情心与价值观共同确立了人作为人的特殊性。
人的价值观与同情心来自两方面，一是人脑的物质基础，二是外界环境及社会舆论对其塑造的作用与影响。如果量子计算发展到机器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人类神经元计算运作的负责程度所要求能力，那么这一物质基础或许是可以达到的，区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根本因素也这一过程中，关系价值观形成的舆论氛围与社会价值观取向便格外重要。人具有社会性，社会对人的作用是巨大的。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价值观发展与延续的机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营造的舆论氛围与价值取向对个体及整体价值观的塑造又有着很强的反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的正确性便至关重要。
许多思考与文学作品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以《萨勒姆的女巫》为例，群体性的价值观扭曲和同情心的沦丧在这一作品中得到了极大化的呈现。逐巫案成了人们报私仇、逐私利的方式、教会建立权威地位的手段。虽然最终普罗托克找回了他失落的人性光辉，勇敢赴死，但这一群体性价值扭曲的后果仍是发人深省的。同样，在另一部戏剧作品《犀牛》中，人们对于变成犀牛的态度由坚决抗拒、害怕厌恶转变为争着变成犀牛，以犀牛为美。这一转变恰恰警示了我们社会价值取向扭曲的可能性与其可怕的后果。
鲁迅先生在其《《呐喊》自序》中写到“铁屋子”的意向。处于铁屋子中的大多数是不觉的，正如当社会价值扭曲时群体中的大多数是以其为自然的，我们必须时时追问社会价值取向，以一种提出当时惯象的高度去反思、警戒彼此，才有可能不至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不至失去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