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曾有同学拿人生同数学题作比，借以尽述为人之困苦，我对此报以苦笑，且不论解题的变数远不及世务，也不讲题目的答案不及人生变幻，只说人生若走过岁月阅尽沧桑而只为最后诸如数学答案的结果，实在滑天下之大稽。
这恐怕也是库克等人所心系的问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若说一个人受功利思潮之影响而物化得不能自已，连价值观与同情心等心灵的归属都无处可寻，那是否还有活着的意义呢？显然没有。
而事实上，探求个人之归属于当代中国尤为突显。
中国走过五千余年的历史，在血汗中，华夏子民把自己安放在森严的等级中，从小国寡民阡陌不闻到神州一统；从列阵猃狁北铸长城到天朝上国万邦恭敬，中国人的生产力在发展，皇权在加强，而思想则逐渐从百家争鸣渐至儒表法里。完了吗？没有。近代中国的屈辱每个人都历历在目，而在变革中，中国人脱嵌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归宿，结束了自：“我”左为兵戈右作禾穗的时光。
可随后呢？救亡的号角在让中国全盘接受了西方科技之同时，也让中国传统的“忠义”转变为了“适者生存”，这也是中国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之开端。在共和国时代初期尚有集体主义略作个人归属的代替，可时至今日，当共和国已然走过了一甲子有余，集体主义浪潮退散，对利益物质的追求却有潜隐而将迸发之势，当我们回过神来想再找寻一番寄托心灵之所，却发现当年被奉作“正统”的儒家思想早已不复，身化孤魂野鬼。
我们中国人正逐渐变得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当我们在探讨碎片化阅读时会将时刻划动手机屏幕与古人在沐浴焚采买香之后拜读圣贤诗书来相提并论；当我们在时会把视线首先投向网络而当年结伴出行与店铺伙计谈天说地的时光遥不可及；当我们更善于用朋友圈或“摇一摇”来扩大自己的社交圈而忘却了交友应察言观色的经验，我便能看到我们中国人归属的缺失，以上行径与其讲是我们越发懒惰，不如说是我们已然太过重视了效率，而把我们本应秉持的人情与恭敬抛诸脑后。
有人也许会说：当下诸多文人墨客借文曲之便已然对功利之心发起了冲击，缘何心忧？我认为是时确有大把舞文弄墨者将其矛头直指物化，可是他们中又有几个能为人供以归属之前路呢？于我眼中，他们的作品大都抨击着周遭之不堪而有忘乎所以渐成“愤青”之势，也许其中的一些更只为跟风造势、博人眼球而作，即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把作者心中所悟表达出来，有对人性、情感的发掘，在追名逐利滚滚洪流之前也不过螳臂当车，只能予人一时之感慨，竟无予人归属的能力。
若问心归何处，我到有着佳酿愈久愈醇的想法，便时常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之思想文化，考虑到共和国承平日久，当有欣欣向荣之势，道家之无为自不可取，法家的“势”“术”又与时不谋，于是我们便不必如陶潜一般“归去来兮”，也不必向荀子那样坚信“人性本恶”，我们所应做的许是铭一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之道是古代中国为人行事的最高标准，可在儒家渐有复苏势头之际，《中庸》却很少有人提及，“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传统中国有那么些许“人生来有命，在家国天下中找到自处的位置便好”的意思，而放在今天的中国，皇权已失，门阀式微至极，这句话也许便是确定个人归属的司南。
世界与时代的大背景是愈发发展的，只有发掘了自我所长便有可能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而在天地之中秉持人性，不为时势所侵染，不为外物所役使，方有可能使自身人价值得以体现而不断滋长，这便是我眼中“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于当代中国之解释。
这自然不是我一人之观点，西欧社会的宗教改革即是破除迷惘，把实现个人价值作为新教教义，在古代中国也有阳明心学与经世致用等思想来借以佐证，事实上，当今中国人之“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亦是万变不离其宗，大有赋予个人全心归属的考量，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工匠精神”并驾齐驱也阐明了上位者对效率与心性的并重，如若“核心价值观”为人躬身践行而非只是嘴边叨扰，亦是可使华夏大地之精神为之振奋的。不久前关于人工智能的探讨因围棋的人机对决而重燃众兴，我在想担心人将为人工智能所代替的忧虑大可不必，其实人们打造出人工智能在大体不过是为了提高行事效率而已，不论如何精益求精，即是为它们挨个儿装上了人脸也不过是一介工具，而有此担忧者显然以将人性于人本身之重要地位弃之而不顾了，这恐怕也是物化的另一种体现吧。
心归何处，心归何处，或许唯有持心方可过问心安与否，对归属的找寻永远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自知本文将泯灭与历史，却仍想借以大声疾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