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尽自己的努力积极地去影响这个世界，不也是一道风景吗？
而我们所说的风景，自然是要靠人们来创造的。也就是说，建设风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卢作孚堪为此中表率。当他率民生公司进行“宜昌大撤退”时，那场长江上的“中国的敦刻尔克”不知引得多少人感怀？不知是怎么的一副风景？也正因此，卢作孚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试想，倘若没有卢作孚，且不说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会有多大，单是这极具教育意义的风景的消失，便足以令人哀惋了。
既然我们需要风景的价值，那么我们就需要建设更多有意义的风景，而这离不开的就是建设。换言之，我们的行为应当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因此，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鲁迅与柏杨，正如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我之所以厌恶这两位，只是因为他们的破坏性行为。建设的对立面是破坏。
当他们笔下的文字似乎一下下叩击心灵时，我心中明白，面对万事万物，他们只是一切踏倒，全无建树。纵使眼前风景再美，他们也只是踏倒了事。
可不是，鲁迅痛斥国民劣根性，可并未指明出路；柏杨痛心于所谓酱缸文化，可从未指出如何加以改进。其实，他们所批驳的事物中是有着美丽的风景的，比如国人个性中优良的品质。可是他们不管，这也便是他们破坏性的可怖之处，即只要事物中有糟粕，便无视其中所蕴含的风景而一概推倒之。
与这两位形成对比的是，卢作孚从来不是个极具破坏性的人，他骨子里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式的建设性，这便是他的人格风景所在。
少年时，他与恽代英的殊途同归之约，注定了他身后留下不平凡的风景。倘若没有使命感，他会那样热衷于建设祖国吗？他的使命感，源于他的思想风景。他曾说：“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可靠的报酬！”因此，他满心喜悦地建设着风景，只求这风景的报酬。
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他深知一个国家要谋发展，所离不开的还是建设，而值得建设的，都是最美的风景啊！因此，建设性的行为实在是最可贵的。
有人争辩说，鲁迅与柏杨破坏性的行为背后是内心的风景，是他们建设性的心。对此，我只想说，文学批评只能在建设性姿态下进行，空有心而无行为谈何建设性？更算不得风景了。
真正的风景是什么？是抗战期间卢作孚留下的重庆北碚，是卢作孚的人格光辉。这北碚，是真正的建设性的风景，是卢作孚前行时身后留下的风景。这北碚，也造就了卢作孚的人格风景。
然而，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这道美丽的人格风景在一九五二年的二月自杀了。尽管他看不到此后发生的事，但我想他的心中应当知道，此后的二十多年，即便他活着，他也建设不出什么风景。
这二十多年，是破坏性主宰的二十多年，风景是不断被破坏、踏倒，而非被建设。大跃进，生产的风景被破坏；文革，思想的风景被破坏。毫无建设，何来风景？
反观当下，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建设应当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唯建设，方有风景”应当为我们每个人所知悉，如此，中国必将傲立于世界之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只有多一点建设性，少一点破坏性，明天的风景才会更美。
只有当我们调动自身的建设性，我们的身后才会留下美丽的风景，我们的人格才会如卢作孚一样成为美丽的风景。
让我们携手共建最美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