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必然会经历坎坷。因此，我所说的‘苦旅’并不是旅行之苦，而是指创造之苦。由创造之苦连接成了人生旅途，这便是文化的宿命”
——题记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便描写了一种文化：晋商文化。文章描写了晋商文化的起源，鼎盛时期，以及走向衰落的全过程。
文化诞生之初，就带有极其浓重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是“当时”“当地”的历史产物。
晋商文化便是其中的一种，其发展鼎盛时期，创造了“山西海内最富”的辉煌。
其发展之初，正是因为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不好，没有太多物产。基本生活无法满足，他们可以默默忍耐，忍饥挨饿一生，甚至可以破门入户。总之一切政治性的反抗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在这几个县，大多数农民却并没有投入到这些政治性的反抗中，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权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浇灌。
于是，他们便选择了“走西口”，到口外去寻求更大的生命空间。
规模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正规，晋商文化发展更加旺盛，最终达到鼎盛时期，创造了“山西海内最富”的辉煌。
但是，文化的存在，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及其不合理的一面，晋商文化也是如此，当晋商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之后，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加上当时中国动荡的格局，最终使晋商文化走上了末路。
因此，晋商文化便只成为一种适用于当时的文化。
但是，晋商文化中的一部分，在发展现代中国文化过程中也同样适用。例如，山西商人之所以能获得全方位的成功，正与他们的良好的人格素质有关，如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等等，如果拿来发展中国现代文化，一定也能获得良好的效益。
因此，为了使中国现代文化获得更长远的发展，便要学会借鉴各个文化中的闪光点，而不是照单全收。只有吸收这些精华，去除必须剥离的糟粕，中国现代文化才能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变得更纯粹。使文化完成其原有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