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在城里，长大了也没回过几次家乡。我想，这一定不是个家乡的好后代。现在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城里钻，我也有这样的向往。但当我从繁荣喧嚣中安静下来，故乡就像个美好的黑洞般，七拉八扯将我吸引向它。
故乡不是十分山清水秀。它就像黄土高原上的每一个小山村，故乡的万物都那样淳朴。
七岁的我带着满心的不乐意，踩上了一辆返乡面包车的车座落脚架。这司机似乎刻意为之，车外的景色，孰好孰坏，一概被灰暗的太阳膜拒之窗外。在冰硬如钢的车座上作呕，发疯，捶胸，蹈足。母亲贴在我肚脐眼上治晕车的姜片，丝毫无能为力。
我一直迷迷糊糊，直到一缕阳光射到我半张半合的眼睛上——下车了。我那被车内沉闷气氛抽走骨髓的脚，在亲吻到乡村柔软的香唇后发狂地几乎要跪下，鼻子也被清风捏的舒畅自在，悠然自得；阵阵鸟鸣声入耳，乌鸦与猫头鹰的叫声若在此也显得悬房绕梁、悦耳动听。寂寞孤苦的书包被遗弃在了后备箱里。我已将它抛之脑后。
乡村那化繁为简的零售店甚受我的欢迎，我当然不是为了那些品种少的可怜的糖果，那个亲切和蔼的大娘，比县城里呆板的电影院强过百倍。我爱听这些村里人讲故事，他们的话里没有那么多尖酸刻薄，讽刺挖苦。那妙语连珠，引经据典对他们的故事而言就是累赘。他们告诉我，猪，狗，羊的可爱，种田的技巧，也劝我，别像他们这样。
我跟着乡亲们去打枣，出发时还准备发一份光，出一份力。可到了枣树林里才发现，才顿悟；面对那些四五米高的树，我只能以它为依靠，吃干果，喝牛奶，若以它为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打枣的梯子架到了哪，我便跟到了哪，要我帮着捡枣，我却像再老道不过的老吏，淋尖踢斛，冰敬，炭敬，火耗，极尽非法收税之能事。
故乡的人们至今已远去，有的背井离乡，有的入土，我的长辈，只剩大姥爷守在村里。回到他的窑洞，往往有一股轻松的气氛扑面而来。他像个说书人，将他的往事尽诉于我。
他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现在已经94岁了，可他还是精神充沛。十几岁便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舅舅。舅舅从小对他很好，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舅舅常接济他。可嫂子却用各种手段剥刮他的粮食，各种物品。再这么下去定然毫无出路，他参军了。
那时候军队规律除“三大纪律”外再无多少，他还未成年，但谁都没在意，为国出力光荣无比，他也一直拼死地打仗，他打死过鬼子。说到这他清咳几声。后来他的右手被手雷炸到，半边手动得不很利索，他也就退伍了。这不是什么坏事，他告诉了我那么多馆长，局长，校长所不知晓的事，这真是幸远，对他对我亦是如此。
淳朴的老人漫步在淳朴的田垄上，那真是谁也无法描绘的画面。
也许百年以后，这画面已绝迹，需人们从道听途说中猎取蛛丝马迹，但这份乡情永远不会绝迹！
